澳大利亞最大投行麥格理認為，各國政府只剩下兩種極端政策工具可用：激進的負利率和前蘇聯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決定資本流向，政策陷入死胡同，不管用什么極端工具，都會制造市場波動。
麥格理上周發布報告認為，在7年的美聯儲QE和2年的負利率實驗后，私人部門的可見度繼續下降，商業周期仍受抑制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停滯，銀行業因面臨負利率和收益率曲線平緩而不再增加信貸，就業市場所受扭曲越來越大。各國只剩下、也只可能運用兩種極端的政策工具。
一種工具就是歐元區、瑞士、北歐和日本央行近來實行的激進負利率。可是，要讓這種政策奏效，公共部門最終要制止私人部門囤積現金和黃金的行為，迫使其消費，而不是儲蓄。
麥格理預計，各國將很快采用另一種工具：讓資本形成總額國有化，由國家決定投資流。它是前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策略，也是中國和古巴現在竭力避免的政策。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年輕國民從未經歷過上世紀60-70年代的滯脹，也未體驗過國家下達指令的后果。所以目前社會主義傾向的政治家才會受到歡迎，這實質上是在呼喚國家來拯救經濟。
而無論使用什么工具，更極端的政策都會制造市場波動，股市投資者不可能如愿以償，資產波動性不會減少，宏觀環境不會相對穩定。近來的信用風險已經凸顯，政策可能轉向未知的方向發展。
麥格理仍建議投資者接受最有可能的結果：通縮或者滯脹，這將意味著傳統企業和資本市場周期不會有反轉、不會有增長，不會有回報，應該繼續著重于能抵御不利環境、繼續帶來高凈資產收益率(ROE)的高質量個股。 |
